杨中芳:我做单身贵族 zz
杨中芳祖籍山东蓬莱,出生在天津,成长于台北。而后她到美国求学13年。1980年杨中芳回香港从事教育及心理学研究工作,2001年起兼任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复系后首任系主任。 记者:从内地出来,而后在台湾,又去美国,还有香港,最终又回到内地,学术界有你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多。 杨中芳(以下简称"杨"):对我来讲,这就像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我2岁去的台湾,那时社会上有很多传闻,包括一些对商人不利的消息。当时我父亲在天津做生意,他和朋友一商量就带着我们到了台湾。 人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想,到底自己归属于什么地方?我每十几年就换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坏,最终我要选一个地方,跟自己讲,这是我的根。过完这半年长假期,我就会从香港大学提前退休。我是个从小讲普通话长大的人,可自从20岁到美国读书后,我就几乎没用普通话讲过课,用的都是英语,满足感不强。我觉得自己的东西教给自己人,用母语才会亲切。 记者: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你曾经有过一段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经历。当时做的是一些什么事情? 杨:我在当时美国第二大的广告公司做研究工作。打个比方,客户到广告公司,提出要增加销量,要求公司给它提出一个计划。公司第一步就是做市场研究,指出产品哪里不足,可以怎么改进。研究形式很多,譬如调查100个消费者,把详细的资料呈给客户。这份工作我做了1年。那时广告是美国最前卫的行业,大家都穿着花衬衫上班,完全不顾正统的一套,对我来说很新奇。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没有广告从业经验,很难对商业心理学有真正的体会。 记者:既然喜欢这种应用工作,为什么后来又转回基础研究领域呢? 杨:缘份吧。离开那家公司,我就随着家里搬到温哥华去了,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我又到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书,大家都说商学院好,收入高,机会多,学术要求又没有那么高。但我发现还是对基础研究比较感兴趣,就到了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在外面做得已经不错了,还要逆流回来,当时挺罕见的,我看现在也不多。 记者:过去10年,你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本土心理学上。是什么让你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感兴趣?仅仅因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吗? 杨:在台湾的时候,周围都是中国人,除了奥运会的时候,没有谁会特别注意这个身份。到了芝加哥,中国人又太少了,呆在学校里,也感受不到身份问题。但到了香港,在当时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