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芳:我做单身贵族 zz

  杨中芳祖籍山东蓬莱,出生在天津,成长于台北。而后她到美国求学13年。1980年杨中芳回香港从事教育及心理学研究工作,2001年起兼任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复系后首任系主任。

  记者:从内地出来,而后在台湾,又去美国,还有香港,最终又回到内地,学术界有你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多。

  杨中芳(以下简称"杨"):对我来讲,这就像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我2岁去的台湾,那时社会上有很多传闻,包括一些对商人不利的消息。当时我父亲在天津做生意,他和朋友一商量就带着我们到了台湾。

  人到了一定时候总要想,到底自己归属于什么地方?我每十几年就换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坏,最终我要选一个地方,跟自己讲,这是我的根。过完这半年长假期,我就会从香港大学提前退休。我是个从小讲普通话长大的人,可自从20岁到美国读书后,我就几乎没用普通话讲过课,用的都是英语,满足感不强。我觉得自己的东西教给自己人,用母语才会亲切。

  记者: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你曾经有过一段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经历。当时做的是一些什么事情?

  杨:我在当时美国第二大的广告公司做研究工作。打个比方,客户到广告公司,提出要增加销量,要求公司给它提出一个计划。公司第一步就是做市场研究,指出产品哪里不足,可以怎么改进。研究形式很多,譬如调查100个消费者,把详细的资料呈给客户。这份工作我做了1年。那时广告是美国最前卫的行业,大家都穿着花衬衫上班,完全不顾正统的一套,对我来说很新奇。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没有广告从业经验,很难对商业心理学有真正的体会。

  记者:既然喜欢这种应用工作,为什么后来又转回基础研究领域呢?

  杨:缘份吧。离开那家公司,我就随着家里搬到温哥华去了,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我又到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书,大家都说商学院好,收入高,机会多,学术要求又没有那么高。但我发现还是对基础研究比较感兴趣,就到了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在外面做得已经不错了,还要逆流回来,当时挺罕见的,我看现在也不多。

  记者:过去10年,你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本土心理学上。是什么让你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感兴趣?仅仅因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吗?

  杨:在台湾的时候,周围都是中国人,除了奥运会的时候,没有谁会特别注意这个身份。到了芝加哥,中国人又太少了,呆在学校里,也感受不到身份问题。但到了香港,在当时殖民地的环境下,即使只是买样东西,讲英文和讲中文,别人对你待遇都不一样,我突然觉得 "中国人"身份的特殊。另一方面,在商学院教书期间,有些外国学者偶尔会向我问起香港人的消费心理,这说明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人的消费市场,只是中国人的消费心理没有受到关注,于是我做了个调查。调查中,我发现自从有传教士进入中国,就开始有关于中国人的书,但其中大部分描述是负面的,很肤浅,有很多误解。我这才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记者:"本土"二字怎么讲?

  杨:就是要进入特定的这个文化中去,用文化的观点解释社会行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在内地和台湾同样流行的,如果家人要做手术,你要给主刀医生"红包"。在外国,这一定算是贪污。但怎么看待中国社会里的这个现象呢?第一,这是个供求问题。如果医院里每个医生都有很多时间,耐心地给你诊治,不像现在这样每天从早到晚,一连开刀开十多个,病人也不必给"红包"。医生疲劳,你就害怕他出差错嘛。第二,像费孝通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社会对自己人是比对外人好的。西方社会里,医生讲"医德",一视同仁。中国也讲"医德",但受传统文化影响,我们对亲人是最好的,这是核心,然后按亲疏关系一圈一圈向外淡化。所以当面对一个陌生医生时,你潜意识已经觉得他不会好好给你看病了。其实这个医生很可能也是很尽责的。当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为自己尽心,缺乏信心的时候,怎么办?给钱嘛,给你个义务让你做得更好一点。于是,在中国给"红包"就成了一个对家人负责的行为。

  记者:你是说,很多社会现象都跟民族性格有关系?

  杨:我不是很喜欢用"性格"这个词,应该说是用文化本身的想法解释社会行为。我们刚才所说的现象,来源于从前中国是农业社会,社会关系简单稳定,其核心是亲属。城市社会亲属关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密,圈子于是也很疏淡。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传统的圈子和思维方式会越来越淡,最后消失,刚才提到的现象自然就不见了。

  记者:你刚刚提到不喜欢用"性格"这个词,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文化传统是随着时代改变的而不是一种天然的特质?

  杨:对。这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个体有没有性格,有,但所谓的"国民性",我是不大相信的。"本土"指的仅是当时当地的环境。

  心理学背后

  学术上一般将社会心理学的诞生锁定在1908年。那一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专著。标志着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记者:1908年前后,正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且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的时候,同时,工业革命导致了城市化速度大幅提高。社会心理学的诞生和这个社会背景有没有关系?

  杨:早期社会心理学讨论的不是个人的心理,而是一群人做一件事情的心理,譬如人为什么会在暴动的时候失去理智。

  1908年这两本《社会心理学》的出现是社会条件的结果……你是这个意思吗?我印象中还没有研究把这两件事连接起来的。让我回去认真找找看。

  记者:我这样问是因为我感觉人到了城市环境,其心理问题就会凸显得尤为尖锐。

  杨:是的。城市里社会心理很复杂,人与人的关系又比较疏离,像我住在大楼里,听到邻居出来了,明明自己也准备下楼,却偏偏再等等,非等别人下去了,再出去按电梯,尽量避免见到自己的邻居。农村和城市就不一样,农村环境的流动性比较小,它的社会心理主要是人情和面子。

  记者: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在中国也变得很火爆,各个高校都纷纷增开了心理学专业,包括中山大学这次恢复心理学系。你怎么看待这背后的社会成因?

  杨:从前中国人不大讲究心理问题,主要因为我们过去穷,想着把饭吃饱就满足了,没有其它想法。但当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人就要求个性。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它的基础必须是个体感知到"我"的存在。当人们不需要与别人分享一切,有了私人空间,才会意识到:"噢,原来有个'我'。"

  记者:从某个角度讲,城市人有很多的精神困扰,是不是也就来自于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我"的突然呈现和迅速膨胀,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

  杨:是这样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这一代很多是独生子女,物质很丰富,你要什么家里就给什么,但是―――你要什么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伸手抓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社会什么都准备好了,说你要什么都给你,你决定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坐着想:我是什么?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

  父亲

  在一篇题为《"情"与"义":中国人真是重情吗?》的学术论文中,杨中芳把自己与父亲的一段有关情感的事件列入,作为了研究与分析的对象。

  记者:把自己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这在学术界很罕见吧?

  杨:至少我没见有中国学者这样做过。但这在西方心理学界很常见。荣格说过,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是用自己的心理做研究背景,虽然他们不一定都把自己写出来。

  记者:这篇论文,你给你父亲看过吗?

  杨:没有。其实想……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中国人。如果在外国的话,一定是会给父亲看,然后跟他讨论。但我自己的话,感觉好像还是不太符合中国国情……有点内疚。(有没有想象过假如父亲看了会怎么样?)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我也没有讲他不好嘛,只是在叙述一件事情。但他是不是能理解我是在做一个研究,我不知道。

  记者:你的家庭是不是特别传统?

  杨:很传统,典型的商人家庭,家境还算好,小康吧。没有很多的书,没有一个让我走上学术路线的环境。我们家有6个女儿,我排第二。家里没有儿子,我妈妈那时几乎隔一年就生一个小孩,我像野草一样生长,没有太多人管,跌跌撞撞就过来了。

  记者:你和父亲的关系密切吗?

  杨:小时候我们的父女关系非常非常不密切。第一,他很忙,要做生意。第二,他是个很沉默的人。他也不是不关心你,只是他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情感。似乎中国男性要用语言表达自己都是比较困难的。我从小和我父亲的关系就蛮疏远的,我和他的对话就是我拿成绩单给他,他觉得很不满意的时候,他就会说:"下次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记者:我感觉你现在已经比较理解你的父亲了。可是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呢?你没有感觉抱怨或是疑惑吗?

  杨:没有。我当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爸爸就是这样的呀,就是在外面赚钱养活我们嘛。"

  我还记得小学考中学的时候,考完试从考场出来,我很紧张,父亲一手提着一些吃的东西,一手领着我,我们两个就在院子里转啊转,他问我,考了什么题目啊?考成怎么样啊?这是惟一让我感觉到我和他很有意义的一个场景,最接近的一个沟通,就那一次。这以外我觉得没有沟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我们几姐妹常常笑父亲是"王",因为家里7个女人,就他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退休好多年了,他常常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学英文,看高尔夫节目,看股票,在一个小空间里,他可以独自过得很好,不管我们女人叽叽喳喳地在外面聊天。

  最近他病了,病得非常严重,我们几姐妹都奔到了他身边,我们的关系好像又近了点。他今年已经83岁了,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感觉上好像还是不能够很容易地和他的子女们沟通。

  记者:你出生在天津,对家乡没有什么印象吧?蓬莱有海市蜃楼噢。

  杨:对啊,有一次我就差点看见了。那年6月,海市蜃楼刚出现过,我就到了蓬莱,然后每天在宾馆里盯着大海说,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当然是没看见。

  蓬莱很小,离开家乡,在学术界做学问的人很少。从前家乡写信给我,让我当那里的政协委员,我拒绝他们说,对不起,我没办法回来开会,光挂名的事情我不想做。我是想做个诚实的人,况且出身于商人家庭,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让人感觉没有乡情?)对,他们可能会这样解释。前年,我穿针引线让我父亲给家乡捐了些钱,一是把自来水厂建起来,那时他们吃水很困难,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的供水;二是修了柏油马路。去年10月,家乡来信说都弄好了,让我们回去看。(今年6月份我去过蓬莱,那里挺好的。)是吗?哈哈,可能你走的路就是我父亲捐资修的!

  单身贵族

  杨中芳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

  记者:一直没有结婚,是没有这个机缘,还是你抱定了这个信念?

  杨:过去也有一些可能性,但最终……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没有缘份吧,也不是我刻意去追求的。只是一直没有遇到自己喜欢又愿意跟他一起生活的人,这件事情就会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当你习惯了以后,你再想要结婚,会觉得困难。

  记者:你的家庭那么传统,他们没有给你成家的压力吗?

  杨:没有。后来我母亲跟我说,她当然希望我早点结婚。但自我27岁拿到博士学位起,她就知道我不可能结婚了。(你27岁就已经决定不结婚了?)我没这样想,可她已经放弃了,觉得没有人敢要我。(确实是因为学历的原因吗?)我想有吧,不一定,没有问过。其实,至少有一次,已经到了结婚的边缘,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

  记者:那次怎么样的状况?

  杨:那时我30岁左右,对方是一个外国人,最终没有在一起。我感觉还是文化的差异。他常常说,你妈妈叫你做什么,你每次都跳高三尺地立刻去做。但为什么我叫你做什么,你总要跟我争论?我就跟他解释,这正是因为我跟你比较亲近。解释的时候他点点头,但事后还是不理解。这是一条鸿沟,永远没有办法化解。

  记者:那以后,你没尝试找个中国人恋爱吗?

  杨:没有。台湾、香港流行叫我们"单身贵族",钱赚得多,又不用给先生、孩子做饭,很自由。我的一些同事,有时被先生、孩子折磨得不成样子,就跑过来对我说羡慕我。其实不结婚这件事跟人格因素是配合的,我比较独立,一个人在家也不会觉得寂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独身的致命伤是让人变得自私。

  记者:你是说"自私"?

  杨:你每天想的都是自己,我喜欢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不会想着另外一个人。有时出去旅行,看着有的妈妈带着3个孩子,我首先是觉得同情,另外觉得厌烦:我在看美丽的风景,小孩子怎么那么吵?这就是我说的自私―――没有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评论

  1. 扬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标题只说单身贵族这个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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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记者的目的只是发行量,点击率。她没有义务给你做一个合逻辑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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