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ver

昨晚下了场大雪，今天不用上班。把周日的照片用 Picnik  处理了一下，效果确实好了很多。

发表于果壳网  http://www.guokr.com/article/4459/ 0.618 编辑 当你准备明天去买一部手机时，你会主要考虑手机的哪些特性？当你准备明年买一部手机时呢？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思考的事件的心理距离不同时，思维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生活大爆炸》中的Sheldon 有一个 spot （点）作为他的绝对的时空原点 [0 0 0 0]，而一般人思考时是以自我的此时此刻为中心的。在心理空间中距离的差异会影响思考的方式。这个心理距离既包括空间上的远近，也包括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心里距离的远近，会影响思维的建构水平，从而影响思考方式。按照纽约大学的Yaacov Trope和特拉维夫大学的 Nira Liberman 共同提出的建构水平理论 (Construal-Level Theory)，心理距离远的事件会被表征得更抽象、更一般，而心理距离近的事件则会被表征得更具体、更明确。 当评价一件物品时，如果心理距离远，这个物体的概念就更抽象，因此思维关注的是物体的首要的核心属性；而如果心理距离近，对这个物体的概念就更具体，因此思维关注的是一些次要的细节属性。比如在计划购买手机时，如果打算一年后购买，思考时更容易考虑的是手机的核心属性，比如手机质量、通话效果等。而如果打算立即购买，则会更关注一些可能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铃声、颜色等等。 心理距离会影响思维的很多方面。比如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表明了心理距离会影响人们的态度改变。可以设想一下你对器官捐献持何种态度。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思考器官捐献，通常会觉得这是件好事，很多名人也做过器官捐赠。如果从具体的角度考虑，就会牵扯到死亡，以及如何进行捐献这样的细节问题。可以想象，如果思考具体细节，人们的态度很容易因为关注细节的不同而改变。比如，如果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可能就不会同意捐献，但如果想到了可以帮助他人解除痛苦，就很可能支持器官捐献。相反，如果只是抽象的思考一个问题，人的态度通常就不会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而改变。 在这个研究的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让参与者判断是否支持一个器官捐献法案，这个法案可能是几天后生效，也可能是一年后生效。在做判断之前，参与者还会被告知同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结果发现，当考虑一年后生效的法律时，参与者是否支持法案不受同伴的影响；而如果是考虑几...

在恋爱关系中，双方的相似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兴趣、价值观、性格等，常常决定着初期的选择，并可以预测长期的稳定程度。 相似性还表现在交流过程中的相互匹配，比如手势，目光注视和姿势等。对语言相似度的研究通常关注虚词使用的相似度。虚词又称功能词，经常被使用，但是与对话的内容无关。因此心理学家认为虚词的使用与恋爱关系会存在关联。在两性交往中，最主要的功能词是人称代词。如果夫妻间使用我们 (we)多，而使用你 (you)少，则离婚的概率降低，而且对婚姻的满意度更高。 语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单方面的考察词语使用并不是好办法，相反要看的双方使用词语的匹配程度。因此心理学家开发了语言风格匹配 (language style matching, LSM)技术，来统计对话双方使用某一类词语频率的相关性。 具体做法是，将两人对话文本分成人称代词，非人称代词、冠词、连词、介词、助动词、频率、否定词和量词九类，分别计算每一类词语两人使用的概率的相关性，再将9类的相关性平均。 研究者一共做了两个实验。 实验一是在一次快速约会中，记录了40对男女的对话场景，然后计算两人对话的LSM。随后参与者需要向实验者报告否愿意与对方继续交往。结果发现，谈话时语言匹配度越高的双方更倾向于开始恋爱关系。 实验二关注的是语言匹配对恋爱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实验者记录了84名参与者10天的IM聊天记录，并在3个月后调查参与者是否还维持着恋爱关系。结果符合预期，那些在聊天中更“和谐”的伴侣，更容易保持稳定的恋爱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语言匹配程度与参与者主观报告的两人相似性是相对独立的。如果去除主观相似性的影响，语言匹配的相似仍可以预测恋爱关系的起始以及稳定程度。这说明谈话中的相似程度双方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但确实会影响两人恋爱中的关系。 另外，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可以利用QQ或MSN聊天记录来预测恋爱关系的稳定程度。Geek们如果可以把这个功能实现，还是很有应用前景的 :) 。 Molly E. Ireland, Richard B. Slatcher, Paul W. Eastwick, Lauren E. Scissors, Eli J. Finkel, & James W. Pennebaker (2010). Language Style Matching Predic...

噪声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要听一个人说话，就要尽量排除周围无意义的声音的影响。对于一个抽象的信号加工系统，噪音的存在通常会影响系统传递信息和检测信号的能力。因此理论上讲，噪音是系统的敌人。但在实际的系统中，经常会发现当系统中存在不可预期的随机震荡时，系统的表现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这就是传说中的随机共振现象 (Stochastic Resonance)。对于一个理想的线性系统，噪声自然会影响系统的表现。但对于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特别是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系统，常常会表现出随机共振。 随机共振最早由Roberto Benzi与1980年提出，用来研究冰河纪的周期变化。对于复杂的神经系统，自然也是随机共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1991年，Bulsara等人第一次提出了单个神经元的包含随机共振的模型。心理物理学研究也发现，加入一定空间和时间噪声之后，视知觉阈限会降低。下图中横坐标代表噪声强度，纵坐标代表图片的检测阈限。阈限最低的点并不是噪声最小的点，相反噪声强度在一定水平时阈限才是最低的。 图片来源： Simonott et al., 1997 对人脑成像的研究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结果。McIntosh等人 (2008)的研究发现，虽然在儿童发育过程中，行为表现的稳定性会提高 (trial by trial variability)，但诱发电位的变异却是增加的。这说明大脑活动的变异水平可能与认知能力的高低有关。当然，心理学和脑成像的实验都只是观察到了符合随机共振的现象，还不能对随机共振的原理进行解释。不过随机振荡现象对人脑中存在的众多噪声的作用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fMRI信号的低频振荡。 另外，随机共振现象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也有应用价值。比如在老年人的运动训练中加入触觉振动刺激，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平衡能力。人工耳蜗移植后使用随机听觉刺激也可以帮助听觉神经的恢复。 McDonnell, M., & Abbott, D. (2009). What Is Stochastic Resonance? Definitions, Misconceptions, Debates, and Its Relevance to Biology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5 (5) DOI: 10.1371/journal.pcbi...

在新知客九月号写了一篇文章介绍MAO-A基因与攻击性的关系。MAO-A是一种控制神经递质血清素和肾上腺素释放的酶。荷兰研究者Brunner等于1993年最早发现，编码这种酶的基因与攻击性行为相关。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MAO-A-L型基因型的被试的杏仁核对情绪线索更敏感，而眶额皮层抑制能力减弱，从而可能导致冲动性的攻击行为。 针对白种人的研究，MAO-A基因与攻击性的联系是比较明确的。有两件事引起了争议。首先是2009年，意大利的法庭第一次因为杀人犯携带MAO-A-L型基因，减少了刑期。这引发了遗传与刑事责任之间关系的争论，Nature也作了 报道 。 另一件是在2006年，有研究者在一个国际会议中报告了在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群中，携带MAO-A-L型基因的比例高达56%。而对于高加索人种，MAO-A-L型基因携带比例约为34%。因为传说毛利人有食人的历史，这一结果似乎会加深人们对毛利人野蛮的印象。因此新西兰媒体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终研究者认为，MAO-A与不仅与攻击性行为相关，还与冒险行为有关。因为毛利人可能是乘坐独木舟冒险跨海到达的新西兰，这个历史可能对MAO-A基因做了正向的选择。而且，MAO-A基因与攻击性的联系目前只在高加索人群中研究过，其他种族的研究都很少。毛利人中MAO-A基因与攻击性是否存在联系还没有证据。 这篇 文章 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中MAO-A-L型基因携带的比例高达77%，为全世界最高。当然，数据只来源于台湾学者的一个小样本研究 (n=55)，大陆这方面的数据还没有。但这个结果还是让我很惊讶。因为印象中，中国人的性格并不好斗，反而偏阴柔。 当然，好斗只是一方面。研究还发现MAO-A基因还与对社会拒绝的敏感性有关。因此MAO-A基因与攻击性的联系可能由对社会拒绝的敏感性中介。在今年的一个研究中，Lieberman还发现国家人群中MAO-A基因的百分比与这个国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相关。MAO-A-L基因型人比例越高的国家，就越可能是集体主义取向 (上图)。Lieberman的研究实际上是之前介绍过的五羟色胺基因 研究 的继续。这两个研究都明确的表明了基因与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于中国等东亚国家来说，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起到缓解社会拒绝焦虑的作用，从而会减少由此引发的反社会攻击性行为。 反过来讲，中国人的攻击性倾向...

认知神经科学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fMRI技术的应用，使得研究的数量几何增长。但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比如BOLD信号的来源一直有人质疑，还比如很严重的数据分析的双重提取问题 (double dipping)。作为一门科学，不仅要不断积累实验数据，还要将积累的数据整合成系统的知识。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上的这篇文章，就对脑功能研究的积累以及整合提出了构想。 fMRI研究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由数据性质及分析方法决定的，即高空间分辨率的大量测量数据，以及大量单变量统计 (mass univariate)的分析方法。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一是统计效力 (power)低。受资金的制约，fMRI研究的被试一般只有15-20人，但因为大量单变量统计需要多重比较校正，因此要采用严格的阈值 (比如其实还不算严格的p<0.001)。这导致fMRI研究只能关注最显著的效应，而对于微小的效应通常无能为力。 二是误报 (false positive)很常见。多重比较矫正的越严格，研究的敏感性就越低。因此需要研究者在敏感性和可靠性之间权衡，采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阈值 (比如p<0.001)。但这样结果中就会有很多误报。据估计误报的激活区域大概占总结果的15%。 三是重复实验很困难。首先是因为做研究要突出新意，所以很少直接重复别人的实验。而且由于SPM统计方法的缘故，也很难评价两个研究的结果是否一致。 四是研究逻辑的问题，即如何将特定任务与特定的脑区相联系。要得出这个结论，必须要表明这个区域与这个任务相关，但与其他任务都不相关。但这样要进行大量的对照实验，按照目前的现状也很难实现。 整合研究的第一步是建立研究结果的数据库，编码特定的任务范式以及结果。这一步已经有很多group在做，比如  Human Brain Project  和  Brainmap  等等... 接下来可以对现有结果进行定量分析，即元分析。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单个fMRI研究统计效力不足，而且有很多误报，特别是医学影像领域。而且元分析不仅可以整合现有的结果，而且还可以产生并验证新的假设。比如之前一直认为杏仁核主要负责加工恐惧情绪，但元分析结果表明杏仁核对恶心/厌恶情绪的激活更强。常用的元分析方法有a...

最近在家闲着无聊，就继续两年前的 工作 ，搜索了一下Nature里关于fmri研究的文章。在Google Scholar中用 "fmri" OR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关键字搜索Nature期刊上的文章，按照被引用次数排序，前十名的文章如下。序号后面的数字为引用次数。 2177. Logothetis et al., (2001). Neur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asis of the fMRI signal. Nature 412(6843):150-7.     被引用第一的文章不是研究脑功能的，而是Logothetis研究BOLD信号起源的研究。同时记录fMRI信号以及颅内动作电位 (spike acyivity)和局部场电位 (LFP)。结果发现fMRI信号只与局部场电位相关，与动作电位无关。这个研究不仅验证了用BOLD研究神经活动的合理性，据说也推动了单细胞记录研究对LFP的重视。 1111. Cohen et al., (1997). Temporal dynamics of brain activation during a working memory task. Nature 386(6625):604-8.     大牛Cohen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发现前额页皮层不只负责工作记忆中的执行控制，也负责内容的保持。 935. Karni et al., (1995). Functional MRI evidence for adult motor cortex plasticity during motor skill learning. Nature 377(6545):155-8.     关于运动学习的研究，区别了长时学习和短时学习对初级运动皮层的不同影响。 920. Epstein, et al., (1998). A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cal visual environment. Nature 392(6676):598-601.     Kanwish...

放假了，本应是是个放松的时候，但有工作的事经常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大脑中经常有一首歌的旋律萦绕，想要停止却很难做到。 上面的场景我们经常遇到。科学家发现，要停止思考一件事情，可能比去思考一件事要难。这篇发表在Journal of Cerebral Blood Flow & Metabolism上的文章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建模了兴奋性神经元、抑制性神经元以及星形胶质细胞相互作用时的代谢过程。发现抑制性神经元工作时消耗的能量最多，而且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提示了为什么我们很难停止思考一件事情——抑制性神经元持续工作。文章具体细节不是很熟悉，因此翻译了ScienceDaily的一篇报道。 ----------------------------------------------分割线 ---------------------------------------------- 为什么什么都不想这么困难：停止思考吞噬大脑能量 原文链接 想知道为什么想要在假期中忘掉工作，或者想停止脑中一遍遍重复的恼人的歌曲这么困难？ 凯斯西储大学的数学家可能找到了部分答案。 他们发现，正如思考消耗能量一样，停止思考同样消耗能量——就像要停住正在下坡的卡车一样。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放松和什么都不想这么累，”Daniela Calvetti说。她是一位数学教授，这项新研究的作者之一。他们的工作发表在在线优先出版的《大脑血流与代谢杂志》上 (Journal of Cerebral Blood Flow & Metabolism)。 打开大脑以详细监测大脑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为了了解能量使用情况，Calvetti与数学教授Erkki Somersalo以及Rossana Occhipinti合作。Occhipinti因为这一工作在去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现在他在凯斯西储大学生理学与生物物理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员。他们提出了方程和统计方法，并建立了大脑代谢的计算机模型。 这项研究的计算机模拟使用了Metabolica软件——它是Calvetti和Somersalo为研究复杂代谢系统而设计的。该软件可以对连接产生思维的兴奋性神经元和刹车作用的抑制性神经元之间的通路，以及星形胶质细胞进行数字呈现。星形胶质细胞支持这两种神经元的基本化学和功能需求。 要停止一个想法，大脑使用抑制神经元防止...

一则新闻 最近网上流传一则新闻，说中国网民最喜欢传播负面信息。新闻中提到的Nielsen公司的亚太区报告我没找到，只找到了一份全球范围的 报告 。结合网上的新闻，大致可知的结果是：全世界范围内，亚-太地区网民最愿意分享负面感受，比例达到49%；拉美、中东和非洲其次；而欧洲和北美网民愿意分享负面感受比例最少，分别为33%和32%。而在亚-太地区，中国人愿意分享负面感受的比利时最高的，高达62%。 (图片来源： 这里 ) 对于这个结果，自然各有各的解释。比如质疑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或者批判国人的国民性。但我最近读了一些基因的文章，发现基因也可以对中国人更愿意传播负面信息作出解释。 5-HTTLPR基因 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 (5-HTTLPR)是目前被研究最多的一个与情感功能相关的基因。带有短型5-HTTLPR基因的个体，社会敏感性更高，特别对负性事件更敏感。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生活中应激事件 (如离婚、伴侣死亡等)的影响而产生情感障碍，如抑郁。 (图片来源： Chiao & Blizinsky, 2010 ) Chiao & Blizinsky (2010)统计了29个国家共50135名个体5-HTTLPR基因的出现频率，得到各个国家5-HTTLPR短型基因的频率分布。从上图可以看出，中日韩等东亚国家5-HTTLPR短型所占比例最高，大约为70%；拉美国家合土耳其居中；而欧洲和北美国家5-HTTLPR短型所占比例最低。这一结果大致可以与与Neilsen公司的调查结果对应。 在我看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在中国，大约2/3的人带有高社会敏感性的基因，他们更容易对负性的事件敏感，也可能更容易分享合传播负性事件。这也许就是所谓“国民性”的生物学起源。 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负面信息敏感，但为什么中国人患情感障碍性疾病的人并不多呢？早期在西方的研究发现，5-HTTLPR短型个体更容易遭受情感障碍。但对于5-HTTLPR短型个体占多数的中国来说，患情感障碍的比例却远远小于西方。Chiao & Blizinsky (2010)认为，这是由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作用。按照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基因的进化伴随着文化价值对环境的适应与影响。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支持对社会敏感性高的个体有保护作用。 (...

你在接吻时头往哪边偏？ 据统计，接吻时头向右偏的比例是向左偏的2倍。这个结论很容易用Google验证。我蛋疼的用 Google.com 搜索kissing，搜索内容images，types选择faces ( 点这里看结果 )。在搜索结果的前两页的40幅图片中，有20幅是没有重复的可以判别方向的图片。在这20幅图片中，果然有13幅向右偏，7幅左偏，比例接近2比1。 人体右侧占主导的偏策划实际上很常见，比如大多数人是右利手、右利脚和右眼主导。但对于接吻有点不同的是，接吻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两个右偏的人或者两个左偏的人接吻是没有问题的，但当一个右偏遇到一个左偏呢？ 两个心理学家蛋疼的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让被试去吻一个真人大小的模特。第一次模特的头是竖直的，通过这次接吻可以判断被试的左右偏好。接着实验者调节模特的头像左或向右偏5, 15或25度。被试在每个角度上都会接吻5次，这样研究者就可以计算出各个角度上被试像左或向右偏的概率。 上图是结果，学过心理物理法的童鞋应该很熟悉。简单说来，右偏的被试更倾向于坚持向右偏。当模特的头向左偏了5度时，被试还有50%的概率试图更向右偏头。而左偏的被试则更灵活。当模特的头向右偏了5度时，被试也就会跟着变成向右偏。这个结果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左偏的人更容易遇到冲突的情况，因此他们在很多时候需要做出妥协。这就是少数派的代价。 感谢 Improbable Research 介绍了这篇文章。 van der Kamp, J., & Canal-Bruland, R. (2010). Kissing right? O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head-turning bias in kissing Laterality: Asymmetries of Body, Brain and Cognition, 1-11 DOI: 10.1080/13576500903530778